编者按：日前，凝聚温州市学者吴明哲二十多年心血访寻、摩拓、整理、编注而成的《温州访碑录》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温州本土文旅专家胡念望撰文介绍吴明哲与《温州访碑录》，在石头上提炼温州历史的“碑痴”吴明哲有哪些故事？　　

　　日前接吴明哲先生来电，告知凝聚他二十多年心血访寻、摩拓、整理、编注而成的《温州访碑录》一书已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并想让我帮忙写点文字。拿到样书，发现封面用青石底色，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序言作者是国内著名文化学人毛昭晰、刘曙光。毛昭晰是西泠印社理事、著名史前史学家、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而刘曙光是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该书的出版发行，是温州文化界值得庆贺、值得书写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吴明哲先生是做事从容不迫、中道笃行，为人不温不火、不疾不徐的长者，每次与我交流，话语不多，不时笑笑，而说的话通常富于人生的哲理、人性的睿智与人情的练达。认识吴明哲先生是在1997年温州市历史学会年会上，彼时他是瓯海区文联副主席，正忙着筹备瓯海文博馆（现龙湾文博馆）。此后，他曾让我陪同到永嘉一些地方访碑，一次就一朋友工作调动一事专程到永嘉找我帮忙，并数次致电邀我去正在建设中的龙湾文博馆现场参观。

　　明代张璁《兄弟岩碑》

　　几年前在温州博物馆参观看到他的金石书法，猛然想到我们之间似乎有近二十年没有碰面了。之后，张索、李震两位文化大家分别告诉我说，他们自己用的章很多出自吴明哲先生之手，才想到多年前吴老师曾经给我展示了一对青田石章，于是精心选了两方青田封门让吴老师帮忙镌刻闲章“以便以谢”、“清时有味”，吴老师欣然应允，并早早到电梯口迎接。宾主坐定后，他给我沏上一杯清香的绿茶，然后慢慢与我聊金石研究的心得、感悟。他说本想赠一幅金石书法作品，却觉得一张纸飘飘的不够重地，让我何时买一本册页，他专门抽时间帮我写。一次与中医师刘良海、徐丽曼夫妇闲聊时，他们给我观摩温州本地书法业界人士篆刻的以《黄帝内经》字句为内容的100方印章，发现印石与篆刻称得上上品的不多，于是我介绍他们去请益吴明哲老师，吴老师欣然答应帮他们篆刻六方印章。一次，吴老师展示给我看他手头整理编注的《温州访碑录》初稿，征求我的想法与建议，并让我帮他的前言中英文做些润色。我对照他的前言，发现英文翻译很不到位，于是就按照该书稿的内容编排与我自己的理解，对前言中文做了大幅度的修订，并自己撰写了一篇没有完全对照中文前言“翻译”的英文前言，唯恐自己翻译不到位，又专门发电子稿给远在加拿大的老师Morris审读，Morris 也很慎重，便让他自幼在加拿大英语语境中成长的儿子Bobby帮助审读与修订，同时坦言金石方面的专业术语觉得难以把握，我在他们审读的基础上，把稿件发给正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文化旅游与非遗博物馆展览专业博士学位的金浏河，让她帮助审读。在他们帮忙审读把关的基础上，我自己再次对前言英语版进行了修订，前后费时1个多月，在确定没有存在大的错误基础上，按照吴老师的要求，将中英文的前言电子稿发给我帮他整理打印书稿的学生。当然，在完成吴老师的任务时，我并没有告知我修订前言中文版与撰写前言英文版的过程，只是在前言英文版里提了一句“Mr.Hu Nianwang from Wenzhou Tourism Bureau was generous in offering advice during the editing process,and has helped tremendously to finish the revised preface,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碑刻是镌刻在金石上的历史。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图案。最早的碑刻文字，首推秦朝的"石鼓文"。多数的碑刻有毛笔写件兰本或书丹上石。但有些摩崖石刻及石窟，往往不经书写而直接用刀在石面上雕凿。将书写好的墨迹复写于平整的石板(或石壁)或木板上，然后镌刻而成。碑刻一般包括碑碣、墓志、建筑刻石、摩崖刻石等。

　　2001年吴明哲在瓯海西岸唐宅访碑拓片

　　温州自汉惠帝三年（前192）驺摇被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建立东瓯王国以来，伴随着汉室东迁、晋室东渡、唐末五代、宋室南渡等而出现多次内迁外徙、东迁南徙的移民潮，不少名宦贤达为逃避战乱，纷纷择地卜居“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的东瓯王国旧地温州，用他们的学识与智慧规划设计、耕耘教化，使得原本偏处一隅的穷乡僻壤开始富有文质彬彬的书卷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特别是南宋时期，温州文化发展到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峰，学校、私塾如雨后春笋，俨然成为“东南邹鲁”。然而有关纸质文献记载不多，即便有也大都是只语片言、语焉不详。而散布在温州各地的碑碣则忠实地记录了千百年来温州地方历史沿革、人口迁徙、气候灾变、神祇信仰、抗元抗倭、禁毒禁赌、修桥建祠、典章告示、案例审单、合同协议、官方禁令、吏治整顿、人文教化、水利交通、植被环保及士绅行状等人文轨迹与历史讯息。借助地方文献资料的线索，通过对碑刻等文物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追溯瓯越先民的历史生活场景与民间风土习俗，系统了解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与凝淀的温州。

　　温州历史上曾多次有过碑碣文字的择要征编工作。据粗略统计，明《弘治温州府志》入编碑碣93篇；《万历温州府志》47篇；清《乾隆温州府志》133篇；《东瓯金石志》28篇；《光绪永嘉县志》129篇，其中内容重叠者占相当一部分。由于历史资源与条件所限，志籍所录内容多有节略，首尾题署有欠完整，至于质地、形制、尺寸、所处具体位置等，也基本失载。在野外调查过程中，吴先生目睹承载历史沉淀的碑碣被用作洗衣板、踏跺石，甚至沦入猪圈或茅厕，痛感乡土传统文化的斯文沦丧，而农村宗谱在谱叙中经常出现口耳相传、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记忆的、口播的、转述的逸闻故实有很多彼此之间并不能相互印证。这是对民族文明证据的销毁，瓯越子民也就部分遗失了可以追溯先民如何迁移、地域文化如何传承、乡土历史如何发展、民族文化如何演进的历史物证。这进一步增强了吴老师要加快访求、搜寻、研究、整理温州碑刻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

　　为深入研究温州碑刻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吴明哲先生对温州市郊以及整个浙南地区展开全面的野外调查，足迹遍布温州各地，东至洞头鹿西岛，北至乐清市智仁乡、永嘉张溪乡云居寺，西至永嘉潘坑的岩寮、瑞安湖岭的潘山、文成南田镇武阳、泰顺司前；南从平阳钱仓沿海岸线经舥艚、赤溪、马站直至温州最南端霞关，累计行程1万多公里。共发现碑碣、墓志等600多件，拍摄各类照片3000多帧。尤为难得的是该书收录了平阳顺序陈氏大屋那里发现的晚清孙锵鸣、孙衣言、左宗棠等名家的碑文，还有明代张聦、王瓒、王名世等历史名人撰写的碑文，有墓志、书院、渡规、禁碑等等。二十多年来孜孜探求，痴迷其中，乐此不疲。

　　2004年12月，吴明哲先生将部分访碑集结成册，编为《温州历代碑刻集二集》，列入温州地方文献丛书出版。该书出版后，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普受社会各界好评。同好者纷纷要求，能否在此基础上，将新发现碑碣连同拓片一同整理出版。将近年新发现的研究成果与有志于温州地方文史研究的同仁分享，也正是他多年的夙愿。试举几例新发现的碑碣，如瓯海区屏山明隆庆元年《本府遗安黄爷审单碑》（知府黄遗安，史料失载），内中详细记述了断案过程，是具体执行《大明律》的物证。清乾隆六十年浙江按察使秦瀛撰刻《奉宪勒石》碑，《光绪永嘉县志》卷24又名《禁止庄长告示碑》，同文六刻。清嘉庆元年（1796），东瓯敬义堂刊有《除庄长原稿》，公开争论申禁生监作庄长、殷户作地保的陋规。由于庄长制有利于地方官下乡供应，免除催科不力之咎，而书吏得以借此发家致富，故有识之士多次要求禁革，但都不能获准，直至秦瀛从温处道升任按察使后才得以解决。六处立碑的事实反映消除积弊、禁革苛政的艰难。清乾隆五十五年《唐宅曹碓路下驮潭创造水碓碑》，既记载了温州千年纸山竹纸制造的有关情况，也为股份制研究提供了实物史料，新华社·社会广角曾作专题报道，并认为该村民合股建造水碓，立碑作契约，无疑将改写温州的股份经济发展史。平阳发现陈大齐撰《鳌江公学后记》，除证实《王海髯先生年谱初编》平阳留日学生陈华、陈大齐(百年)、朱希祖（逖先）和龚宝铨“自日本归，创鳌江小成学院”的史实外，还证实陶成章《浙案纪略》“先是，龚味荪偕其友陈大齐亦至温州运动，寓于平阳古鳌头之小成学校”的记载。

　　此次编撰的《温州访碑录》共收入碑碣（墓砖）306件，其中：永嘉县（鹿城、瓯海、龙湾）139件；乐清县（洞头、玉环）27件；瑞安县（文成）79件；平阳（苍南、泰顺）61件。

　　碑碣历经风残雨损，不论从访寻、传拓、文字辨认，还是反复通读、句读、誊录、打印，并注明碑碣来源，工作量巨大。以泰顺县司前畲族镇里光村《义田小引碑》为例，短短500多字，竟辨认了半个多月（里光村是晚清泰顺大儒、《分疆录》作者林鄂的老家，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英士大学医学院旧址）。为提高工作效率，编者自制白色粉料，上石后十来分钟自行凝固，待拍照后，三、五天内自行脱落且无损碑文，为野外访碑工作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方便。编著《温州访碑录》的价值不仅在于访寻拾遗散落各处的碑刻，而更重要的在于诠释碑刻的意义。此书收录的许多碑碣，由于历史上文化运动的洗劫，有的躺在猪圈边，有的沦为洗衣板，有的䧟入铺路石，吴先生凭着对乡贤的恭敬与文化的自觉，一方方拓摩，一字字解读，一条条注释，并且深入考证，凭着书家的修为，探索文字的精蕴，结合史学的严谨，做到碑地与碑文碑史互证，重光温州乡土人文的历史印迹。

　　《温州访碑录》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按照碑刻内容来分类编排，部分碑刻缺字却没有在文字中标明空格，而有不少地方句读尚待进一步推敲，也有不少地方存在漏字或错字情况，如“碑六”宋刘嗣明撰写的 “宋故国子小学录张公墓志铭”中，“壬子死于京师”的“壬子”应指正月壬子日，而文中却误作“年”而在后面的括号内标注了“1132”，“其露”当为“甘露”、“孝悖”应是“孝惇”而“刘安书丹”应作“刘安上书丹”，等等。然而现在肯下田野功夫、坐得了冷板凳的能有几人？书中的错误或不足有待今后重版时修订。不管怎么样，这丝毫不影响该书出版的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为研究温州社会发展史、地方史等，具有相当切实的价值。